薛甄珠最近翻红了炒股票配资。
犹记得《我的前半生》刚播出时，薛甄珠口碑并不怎么样，她身上几乎集齐了传统女性角色里最招骂的特质：
势利聒噪、爱占便宜、爱钱、爱插手女儿的人生。
时隔九年的今天，这个角色突然被平反，并且全网爆火。
特别是她去公司替女儿讨伐小三的片段，被网友反复品鉴，夸不绝口。
很多人开始觉得她 " 俗得可爱 "，越看越顺眼，羡慕她身上那股怎么折腾都不萎掉的生命力。
传统价值审美一直对女性有一套隐形要求，不只要承担具体事务，还被要求承担另一层 " 照顾气氛 " 的劳动，自己体面，并替所有人保存体面。
一种隐形的 " 体面税 "。
薛甄珠偏不缴。
女婿出轨，她不会考虑闹到单位 " 好不好看 "，直接冲过去他公司抓小三，替女儿出头。
一开始，这只是互联网常见的名场面考古，乐子人疯狂玩梗，争相调侃这场闹剧的狗血荒诞，代入上图这两个提前下班、和薛甄珠失之交臂的打工人，肯定悔青了肠子，巴不得发明时光机回公司看热闹。
可当大家笑累了，转为严肃品鉴之后，纷纷开始认可薛甄珠的正义性。
她行动准则，是维护利益的优先级，远超所谓体面的重要性。
办公楼什么地方？是最讲究规则、体面之地。偏偏杀出一个薛甄珠，把这种格格不入的泼辣野蛮发挥到极致，制造一种极端撕裂的场景冲突。
继而观众又进一步顿悟，作为一个拉扯两个女儿长大的单亲妈妈，她的种种势利聒噪、爱插手女儿等 " 恶劣面 "，其实也只是保护女儿的生存策略。
听闻女儿要跟渣男离婚，她没有劝女儿为孩子委曲求全，已超越大部分老辈子的思想境界。
她拒绝体面，无惧粗俗，只为给女儿争口气，使得手撕小三的场景，看的不止是热闹，还有一个市井母亲最清晰的母爱。
类似薛甄珠这般生猛的女性，其实一直存在于国产影视里。
她们有一个共同特点：未被精心驯化，会怒会争，会打会骂，乍看不体面，于是得不到观众青睐。
可放到今天重看，大家换了一种眼光，便发现那些不体面的撒泼打滚背后，藏着一种过去被长期低估的女性能量。
《小巷人家》中的宋莹为了分房敢直接去闹领导，领导们都劝她体面，街坊邻居都笑她，远离她，认为她刁蛮疯狂是一种霸凌。
整个片区，只有思想超前，拎得清的黄玲一个人，看到宋莹作为一个女性不被规训，不畏人言，争取正当利益的勇气和合理性。
《万箭穿心》中的李宝莉，面对搬家工人坐地起价，一个女人站在那里和几个男人理论，她丈夫倒一声不吭，甚至在旁边给工人递烟。
李宝莉所有的恨铁不成钢化成一句 " 真是贱 "，砸到丈夫脸上。
劈里啪啦，面子碎一地。于是他一个大男人开始拗气，甚至和工人们站到一起，数落妻子。
当整个家庭的利益被外人侵犯，体面的窝囊丈夫受人推崇，而为争取利益而不得不泼辣的妻子腹背受敌，片名《万箭穿心》的寒气由此而生。
到《繁花》里的玲子、卢美琳，这种 " 反骨 " 更加明显。
上海，什么地方？最摩登，最强调优雅的地界。偏偏玲子会跟宝总算账、吵架、吃醋；卢美琳在黄河路张扬强势、寸土不让。
如果这些特质放到男性老板身上，很容易叫 " 有江湖气 "" 镇得住场 "；落在女人身上，却变成 " 胡搅蛮缠 "" 蛮不讲理 "。
很多所谓的 " 粗俗 "，其实只是未经精英语言包装的边界感、利益意识和自卫性。
女性并没有天然保持所有人体面的义务，如果体面只是禁锢她们自由的枷锁，那么体面不要也罢。
但与此同时，这种泼辣的粗粝不该被浪漫化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类女性会形成这种行事特点，背后或许还有长期承担后的 " 权力代偿 "。
就像李宝莉这样的女性，她泼辣又强势，对家庭充满了戾气和控制欲，并不能只用本人 " 个性强 " 来解释。
从搬家那场戏就能看出，丈夫在家庭功能中，因为软弱而长期缺席。
家里的所有现实问题，往往都是李宝莉冲在最前面。丈夫马学武越退，她承担越多，承担越多，她越觉得丈夫没用，越轻蔑他；
而马学武越被轻蔑，又越退缩，甚至去周芬那里寻找 " 被理解被欣赏 " 的感觉。
最后两个人彼此把对方最糟糕的一面一步步喂大。
她丈夫懦弱到什么程度？
下岗后投江自尽，为报复妻子，留下两行遗书告别了老妈和儿子，硬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留给李宝莉，就是要漠视她，能伤害她多深就多深。
他选择死亡，意味着把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和一个老人全都交给她，让她一个人去扛，谁叫她个悍妇这么生猛？
李宝莉最后真的成了那个 " 所有事情只能自己扛 " 的人，挑扁担养家，变得更加粗糙，很累很辛苦，最终快速枯萎、衰老。
《少年派》的王胜男，《小欢喜》的童文洁，都有这种 " 为什么所有事情最后都要我管 " 的无奈底色。
一个人长期负责，却没有与责任相匹配的正式权力，最后就容易发展出另一套非正式权力：
母职权力、关系权力、情绪权力、牺牲带来的道德权力。
慢慢就可能变成 " 既然都是我撑着，那就应该听我的 "，" 我太累了，我有随时发飙的权力。"
这就是权力代偿。
大众开始给她们平反，是好事，这并非洗白那些闹剧时刻，而是把系统里的 bug 排查出来，找到闹的根源。
当一个女人被家庭系统消耗，便会在反抗中不自觉地成为家庭内部新的控制者。
一如李宝莉既是受害者，后来变得过度操控家庭，某种意义上，也沦为伤害者。
再次划重点，她们的所谓恶劣，并不是自发的，是带着很多不得不的无可奈何。
她们的动机值得被理解，而不是一味被嫌弃。
移除对她们的偏见后，她们身上的优秀特质就会被看到，首先就是这个脾性带来的，极强的 " 现实处理能力 "。
事情来了，她们非常善于应对，解决问题扎扎实实，毫不含糊。
薛甄珠女儿婚姻垮了，第一反应不是无限追问过去 " 为什么 "，而是接下来 " 怎么办 "。该出气出气，梳理了情绪，就翻篇走向下一段，张罗着给女儿介绍新对象。
李宝莉丈夫死了，老人和孩子还在，她再苦再累再骂骂咧咧，也知道去挣钱，该怎么挣钱。
宋莹没有房子就去争，不按常理出牌，但房子她真的争取到了，儿子没电视看受气，她就自己种菜，省吃俭用，最终真的买了一台电视机。
《鸡毛飞上天》的骆玉珠没资源，就自己找生意、抓机会。为了抢夺制造产品的原材料，她甚至打算和竞争对手打群架（结果意外发现对方是男主哈哈）。
积极解决问题的心态，又让她们的人生进一步显化，引导着她们把日子安稳过下去。
她们共同拥有一种很强的能力：把感受转换成行动，泼辣是促进问题解决的助力。
当生活砸下来的时候，她们会伸手去接。
她们的人生哲学甚至不是想出来的，而像是长在身体里的：
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文的武的，撒泼打滚的，先把眼前这个阻碍生活的死结解开。
她们真正迷人的，不只是坚韧，更像一种植物性的生命力，无论是向下的根系，还是向上的枝叶，都那么蛮横有力，能冲破任何黑暗。
这种特质，就是女性能量的显现。
薛甄珠、李宝莉、宋莹，分别代表三种完全不同的女性力量。
李宝莉，直面困境型。
她的强很大程度来自生活逼迫，事情不断砸过来，她无处可逃，只能应对。她代表着女性直面创伤和承担责任的勇气。
薛甄珠，夹缝求生型。
她没有强大的职业资本，就在人情、婚姻、关系、资源里寻找缝隙。
她未必改变规则，却非常擅长利用规则。她代表的是普通女性在有限资源中长出来的一种民间生存智慧，没工作的她死后存款剩下三十多万，是她对女儿们最确切可感的爱。
宋莹，原始生命型。
丈夫林武峰并不软弱，也愿意托住她。她并不是被一个糟糕男人逼成了 " 母老虎 "。但是她还是脾气大，还是敢争，还是声音响亮，还是充满攻击性。
这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：女性的强悍不需要永远附加一段悲惨历史的解释。
一个女人不需要先被伤害，才有资格有刺。她可以只是天生能量大、有竞争心、不愿意忍。
有人托住以后，这种力量甚至不会转化成怨气和控制，而会变成边界感、幽默感、行动力和生活热情。
所以我们真正需要重新认识的，不是 " 那些泼妇原来都是好女人 "，而是，攻击性本来就是完整女性人格的一部分。
它既可能来自创伤，也可以来自生命本身，女性真正的自由，也包括不够体面。
薛甄珠重新被热捧，值得讨论的，不是一个旧角色终于被 " 洗白 "。
这个现象背后在悄然变化的，是我们衡量女性的尺度。
过去，我们喜欢温柔懂事的女人，后来，我们开始喜欢独立、理性、情绪稳定的女人。
现在我们终于开始允许更多种个性的女性存在：她现实、爱钱，有利益意识，有攻击性，有竞争欲，有时候甚至不太好相处。
她不必通过 " 让所有人舒服 "，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女人。
当一个社会开始允许女性不体面时炒股票配资，女性才真正开始获得松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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