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1年1月23日长沙期货配资，中国最高法特别法庭对王洪文做出宣判：“被告人王洪文，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，组织、领导反革命集团，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。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。”
熟悉这段往事的人们都知道，王洪文当年犯下的两大罪行：参与反革命、配合江青夺权，可在预审以及公审的过程中，确认犯罪事实却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容易。
一方面，案件审理人员需要收集和确认大量的犯罪事实与证据，还要保证所有材料的客观性与真实性。另一方面，即便是铁一般的事实，也要得到罪犯的承认。
1980年4月，公安部对“两案”罪犯进行预审，直到最后的宣判，众位罪犯可谓丑态百出，王洪文也是如此。
11月5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“两案”主犯向最高法特别法庭提起公诉，按照法律程序，起诉后5天要向被告人递交起诉书，11月10日，特别法庭书记员向被告分别递交了起诉书。
轮到王洪文时，只见他被押到监狱二楼大厅，面对书记员宣读起诉书以及法庭规则，他显得特别认真，还签收了起诉书，就在书记员问他是否需要请律师进行辩护时，王洪文却一口回绝了。
相对于“四人帮”其他三人接到起诉书后的坐立不安，王洪文显然表现得很是坦然，他并非对审判结果毫不担忧，反而有一种“认命”的感觉。
早在“两案”预审阶段，有关于王洪文的审讯算是最顺利的，预审小组成员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让他低头认罪，这一点也源于王洪文经历漫长牢狱生涯后变得相对愿意配合审讯。
当时，王洪文的内心充满了悔恨，正是自己忽视了主席和总理的劝诫，一味地与江青等人勾结在一起，作恶多端才有了万劫不复的下场。
在如此心理作用支配下，王洪文将很多问题都推到了江青的头上，对于“四人帮”其他三人的罪行交待得很细致具体，可对于自身问题却总是想要回避。
王洪文的如此配合的确能从一定程度上推进预审的进展，供词也能对其他罪犯的预审提供佐证，可这并不能推进他自身的罪行的认定。
正如开篇提到的王洪文的宣判词，想要对他的罪行进行准确定性，就必须有确凿的证据做支撑，好在，他在预审阶段曾交待的两个问题，成为了重要证据，也是最有价值的。
其一，1974年，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，邓小平顶撞江青，导致江青和张春桥当场大发雷霆，随后，“四人帮”相约来到钓鱼台17号楼开起了秘密会议，做出阻止毛主席任命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决定。
当天晚上，王洪文接到几个电话后秘密飞往长沙，来到主席面前控诉周总理和邓小平，此举遭到主席呵斥，王洪文心生不悦，不但没有听从主席指示在长沙多待几天，还买了很多桔子飞回北京，随后和“四人帮”等人聚到一起，边吃桔子边发牢骚。
其二，主席逝世后，“四人帮”其他三人指示王洪文回上海组织民兵，他也的确回到上海建立了第二武装，突击配发枪支弹药，还对民兵头头声称准备打内战。
以上两件事，对于“四人帮”的定性极为关键，一个是结党营私、篡党夺权，二个是武装叛乱，这两点也贴合开篇提到的王洪文的宣判词。
最重要的是，在“四人帮”其他三名成员还在抵赖和否认罪行之际，王洪文坦白的这两个问题为案件整体审理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正如彭真当年说的那样：“‘四人帮’就好比一张四条腿的桌子，让预审三组给打掉一条腿，这很好嘛！”
虽说对于“四人帮”的审判是将各个成员分开对待的，可他们的罪行却是交织在一起的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王洪文提供的力证完全可以用来捣毁其他成员最后的心理防线，对“四人帮”整体以及各个成员自身的罪行定性都意义匪浅。
十年动荡已然渐渐远去，这场新中国的浩劫，后人们也只能通过史料来试着感同身受，“四人帮”从审判之初的诡辩与阴险到最后的低头认罪长沙期货配资，何尝不是另一场触目惊心的斗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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