☆父母相继离世，书写完成了，“我与一心逃离的过往和出身达成和解。剖析这个世界的过程，让我更理解它正规期货配资公司，也读懂了我的父母”。
☆“优绩主义是一套虚假神话，是具有误导性的意识形态，它将成败责任全部归于个体，而不是作为社会机构的教育制度。”
南方周末记者李慕琰
责任编辑｜黎衡
▲2017年，迪迪埃·埃里蓬（左）、安妮·埃尔诺（中）、爱德华·路易（右，埃里蓬的学生和好友）。受访者供图
迪迪埃·埃里蓬（Didier Eribon）的外形符合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形象：年过七旬的他头发半白，戴一副棕框眼镜，温和儒雅。
而他的出身是不折不扣的小镇青年。从法国东北部小城兰斯长大，父母都是工人，18岁进入大学，20岁离开家独立生活，与父母兄弟的人生背道而驰。他久居巴黎，将近二十年没有回乡探望。
这个跨越阶层的故事从未以励志的面目示人。
父亲去世前后，埃里蓬回到兰斯，他没有去见父亲最后一面，也没有参加葬礼。他不爱父亲，对他的记忆满是酗酒、暴力、歧视，埃里蓬从小就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性取向。
“我终于意识到，我父亲身上那种我所排斥和厌恶的东西，是社会强加于他的。他原本就安于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……但工人身份也带给他无数的羞辱，并让他的生活局限得可怜。”
他将这段反思之旅写成自传性社会学著作《回归故里》。在此之前，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为思想家福柯所作的传记，而书写私人经验也尚未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研究方法。2009年，《回归故里》出版后在法国引起轰动，十年之内销量超过九万册。它被改编为同名舞台剧、纪录片，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，2020年中译本上市后，也很快成为学术畅销书。
引起全球读者共鸣的是埃里蓬身处阶层夹缝之间的深刻经验：他逃离故土，融入知识精英的生活，改掉口音和说话习惯，学习高雅文化，极力表现得轻松自如；但是，他难以摆脱平民阶层的印记，羞于承认自己的出身，又因这种背叛感而变得更加羞耻。
在这以前，至少二三十年的时间里，阶级议题一度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里消失了，当时欧洲的主流论调认为，社会不平等日益缩小，精英与底层阶级的对立正在被一个更大的中产阶层所取代。
埃里蓬用个人经验提出了有力的驳斥。在法国，像他这样的跨越阶层者被称为“阶级变节者/阶级叛逃者”（Transfuge de classe）。诺贝尔奖得主安妮·埃尔诺、新生代作家爱德华·路易等都在其列，表面上是逆袭故事的明星，实际上深深笼罩在羞耻感之下。
《逆袭：16个法国家庭的案例》专门研究了这个人群，作者阿德里安·纳塞利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，分析法国社会的阶级差距：贫困家庭的后代需要历经六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社会平均收入，即需要180年；国际学生评估项目（PISA）将法国列为经合组织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，即社会阶级对个人受教育程度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。
纳塞利写道：“往后余生，他们将以两种身份生活，对两个世界爱恨交替，并祈祷有那么一天，穿梭于两个世界的内心可以得到平静。然而，他们的灵魂早已被烙上了两个世界的印记，引出无尽的冲突。”
对于自己的逃离、背叛、挣扎，埃里蓬用一本书和盘托出，打动了无数读者，收到了来自全球的数百封来信。然而，他真的完全诚实了吗？
《回归故里》面世第二年，出版社打算推出袖珍版，编辑坚持索要一张他年少时期的照片作为封面。犹豫数月后，他交出一张1960年代的家庭合影，想抹去所有标记阶层的元素，最后用剪刀裁下了旁边的父亲，丢进垃圾桶——他不要任何和父亲有关的东西。
“我们可能在写过一本关于羞耻的书后，仍然无法克服它。”
这个“怪异又可悲”的裁剪照片之举，让他写了《社会作为判决：阶级、身份、轨迹》这本书。这本书更具有学理性，试图揭示无处不在的社会等级秩序，如同每个人自出生起就烙印在肩上的审判，决定和限制着个人的轨迹。
埃里蓬的精神归乡之旅并未结束。他频繁联系和照顾母亲，试图补偿她。母亲年轻时做过女佣，后来在工厂做工，与不爱的丈夫共度一生，养育四个儿子。丈夫去世后，她陷入爱情，但对方是有妇之夫，87岁高龄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住进公立养老院后，男友不再来探望。仅仅七周后，母亲就去世了。
养老院的医生告诉埃里蓬，这被称为“滑落综合征”（syndrome de glissement），新入院的老人如果不能适应新环境，可能会感到被抛弃，迅速滑向死亡。
埃里蓬把这段经历写成《一位平民女性的一生、衰老与死亡》（Vie, vieillesse et mort d'une femme du peuple），这不是母亲的个人传记，而是整个工人阶级女性命运的缩影。用他的话来说，母亲一生都不快乐。
父母相继离世，书写完成了，“我与一心逃离的过往和出身达成和解。剖析这个世界的过程，让我更理解它，也读懂了我的父母”。
2026年春夏，南方周末记者与埃里蓬进行了多次通信。他用书面形式接受了专访，谈及他的写作、家人、情感经验，以及对社会阶层问题的思索。
▲埃里蓬的母亲20岁时的照片。受访者供图
01
“向上流动的人永远会被反复提醒出身”
南方周末：“阶级变节者”这个词在法语里含有背叛的意思，带有自我审判甚至批评的意味，但在中文里，描述跨越阶层的经历，人们常常使用“鲤鱼跃龙门”“寒门子弟”这类象征励志与成功的词汇。在法国，为什么阶层跨越的叙事会内嵌这样一层羞耻，而不是骄傲？
埃里蓬：事实上，你所说的两种叙事并非完全对立。“阶级变节者”一词常常带有羞耻感，是因为人脱离原生圈层、踏入全新环境时，往往会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难堪。
出身贫寒者进入更优渥和富有特权的阶层后，常常会感到格格不入，因为他们缺少新圈层人群拥有的经济、文化与社会资本。正是原生环境资本的匮乏，让人对故土心生羞愧。
但这里的“羞耻”不能只被视为一种心理感受，它是一套支配、矮化人的社会结构所催生的客观效应。正是一整套带有等级秩序的社会体系，将羞耻刻入了人的意识中。
与此同时，人们又会为自己的这份羞耻而感到羞耻——羞愧于自己曾嫌弃父母、家庭与出身，生出一种背叛故土亲人的煎熬。羞耻由此分为两层：先是心生羞耻，再是为这份羞耻本身感到羞耻。
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为抓住从前遥不可及的职业、机遇与生活方式，发自内心地感到喜悦和自豪。羞耻与骄傲，本就是阶层流动、自我蜕变这个过程的一体两面。
南方周末：社会对底层出身者常有污名化的印象，例如中文里有“凤凰男”“暴发户”等词，往往暗示跨越阶层的人无法摆脱贫苦出身的烙印。在法国，社会大众对于“阶级变节者”会有怎样的印象？
埃里蓬：阶层蔑视无处不在、无时不有。人们常给阶层跃迁者贴上“暴发户”“攀附权贵者”这类贬称，只是因为他们“到达”了一个并非生来就被赋予的位置，闯入了原本专属于资产阶级、统治阶层后代的社会世界（social worlds）。
当然，在法国也有“暴发户”这类标签。向上流动的人永远会被反复提醒出身。社会要求他们改掉口音、改换谈吐；如果转变得不够及时，就会沦为笑柄，被人嘲讽说话带着乡野村夫的土气。
我猜想中国的情况大抵相似，不是吗？导演贾樟柯就常常结合自身经历谈论这一现象。
▲迪迪埃·埃里蓬。受访者供图
02
阶层流动者天生是社会学家与政治理论家
南方周末：《回归故里》自2009年起在法国和世界各地陆续出版，有哪些反响令你印象深刻？在你的家乡兰斯，人们是否知道、读过它，有怎样的反应？
埃里蓬：如你所知，《回归故里》在法国及全球多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书出版之后，我收到数百封信件与留言写道：“我在你的书里看见了自己的故事。”
来信不仅来自法国，还有阿根廷、巴西、德国、西班牙、荷兰、瑞典、希腊、韩国、日本等诸多国家，如今又多了中国读者。
各国的社会现状和历史背景千差万别，但读者总能将我的分析框架适配本土国情，在文字中找到自身的投射。
颇具悖论的一点是：相比兰斯本地人，巴西、德国等地的读者反而更容易在书中认出自己。但这一点不难理解。我在书中将兰斯描绘成一座我一心想要逃离的城市，自然有部分当地居民因这段描写心生抵触——当然并非所有人，不少本地人也在书中看见了自己的生活。
然而，我批判的从来不是兰斯这座城市本身。我书写的是外省小城，对比巴黎等大都会所能提供的人生机遇之间的落差。我当年执意离开的原因之一，是我身为同性恋，无法在这座充斥恐同氛围的城市与原生圈层自由生活。
南方周末：你与作家安妮·埃尔诺、爱德华·路易等，常被并置为法国自传性写作和“阶级变节者”的代表，但你们的年龄相隔甚远，出生于不同的年代。你们的经验有哪些异同？
埃里蓬：不同世代之间固然存在差别，但相似之处更为突出。令人惊叹的是，所有阶层移民的人生轨迹都高度重合：遭遇的困境、适应全新环境的挣扎、被迫改变谈吐，乃至举止、穿搭、体态，甚至思维模式的重塑。
不同世代、不同国家的作家，都以高度相似的笔触描述这类体验。根源在于，无论社会历经何种变革，阶级结构始终稳固存续。
南方周末：自传性写作如今已经被广泛接受，不管在文学界还是学术界都被视为重要的方法。当你在2009年动笔时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，是否认为这有些冒险？现在看来，你认为自传性写作为什么重要？
埃里蓬：哦，是的，自传写作向来被扣上自恋、沉溺自我的帽子。比如波伏娃出版回忆录时，就饱受这类指责。她对此予以驳斥：她的自传始终致力于还原自身亲历的时代、政治事件与文化图景，并无自恋的意味。
我当时清楚，把自己作为分析对象将会面临同样的非议，必然会听到老生常谈的批判：“人不能以自身为研究客体”等等。
但我的写作目标就是借由家庭、出身与个人人生轨迹，以社会学视角检视整个社会世界。因此，写作扎根于萨特、布尔迪厄等思想家搭建的理论概念，我从中汲取了思想养分。
依托个人生命体验，我既能运用这些概念，也能对它们进行重构、改写、重塑。阶级移民因为穿梭于多个社会宇宙（social universes），拥有独一无二的实地观察视角，得以直观看见阶级的真实存在、运行逻辑，以及维系阶级再生产的各类制度：中小学教育、大学、学历崇拜、文化资源获取渠道、职业准入门槛。
阶层流动者几乎天生就是社会学家与政治理论家。
▲16岁的埃里蓬和他弟弟（后来不再往来）。受访者供图
03
比起亲缘，更重视自主选择的友谊
南方周末：在2023年出版的《一位平民女性的一生、衰老与死亡》这本书里，你写下了母亲从住进养老院到离世的过程。比起父亲，你似乎对母亲更饱含同情、负疚和深情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？父母相继离世后，你和自己阶层出身的关系是否有所改变？
埃里蓬：我不爱我的父亲，当年我与家庭疏远，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他。他住进阿尔茨海默病专科疗养院时，我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。即便我去了，他也认不出我了。
但是，我后来的确重新走近了母亲，我和她的关系远没有和父亲那么复杂。《回归故里》大量取材于那段时间我与母亲的对话。她的身体变得衰弱后，我照料她的起居：一方面是同情一位女性常年在工厂透支身体，满身伤病；另一方面也是心怀感激——是她支撑我读完中学、走上高等教育之路。我时常自责从前对她不够感恩。
《回归故里》写于父亲离世之后。母亲去世后，我专门为她写下了一本书，回溯她的一生、晚年岁月与离世始末，以此向她致敬。但这本书也并非单纯的个人传记，我把母亲塑造成一个阶级的具象载体，即格奥尔格·卢卡奇所说的“社会典型”（social type）。她是一个工人阶级女性，通过她，我试图理解的是整个工人阶级。
因此《一位平民女性的一生、衰老与死亡》不是母亲的个人传记，而是一部“社会传记”：尝试还原她所处的社会与政治环境，而这个环境，也经由她，深刻烙印在我的生命里，时至今日仍影响着我。
借由这两本书，我与曾经一心逃离的过往、原生世界达成和解。剖析这个世界的过程，让我更理解它，也读懂了我的父母。
南方周末：你对母亲的态度这些年几经转变：当布尔迪厄试图找人去访谈你的母亲，你很犹豫；有人想拍摄关于你母亲的纪录片时，你一开始拒绝了，但母亲却欣然同意拍摄；直到后来你亲自写下关于她的书。这些年你对母亲的书写，是否本身就是一种直面和克服羞耻的过程？
埃里蓬：当年布尔迪厄筹备《世界的苦难》这本书时，我和他聊起过我的母亲，他想派团队里一位同事去采访她。但当时对我来说，很难处理好夹在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尴尬：一边是工人阶级原生家庭，一边是巴黎的知识分子圈层。
后来柏林戏剧导演托马斯·奥斯特迈尔改编《回归故里》的舞台剧，计划拍摄我母亲的影像作为舞台投影素材，我第一反应依旧是拒绝。
但这次我先询问了母亲的想法，她毫不犹豫立刻答应，拍摄最终顺利完成。这部影像短片也随舞台剧在多国放映。
再后来，我写了这本书，母亲成为全书的核心人物。她离世后，我想要完整描摹她作为工人阶级女性的一生：少女时期做保洁，工厂务工约十五年，退休后满心委屈，最后仅在养老院居住数周便撒手人寰。
这是我向她致敬的方式，同时我也借她塑造了一个社会典型，揭露阶级生存的真实样貌。这本书不完全也不单单是母亲的个人传记，说到底是一部社会学与政治理论著作。
南方周末：这本书里也提到你和兄弟们为母亲安排养老的一些相处和分歧，之前你和兄弟们很多年没有联系，后来这些年你和他们的关系如何？你和工人阶级的亲友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，是否意味着跨越阶层的关系是不可能的？
埃里蓬：当年我和兄弟们不得不共同照料母亲，安排她入住养老院，此前我们已经多年未见了。我们的人生道路早已天差地别；政治立场更是让我们难以往来：他们持右翼立场，而我是坚定的左翼，这在我们之间划出鸿沟。
母亲去世后，我们通过几封邮件，处理葬礼、公证之类的具体事务——在法国，遗产过户必须走公证流程，即便我们家的情况是几乎没有什么遗产。自此之后，我们再无往来。
与我早已断绝联系的大哥三年前在比利时离世。剩下两位兄弟所处的社会圈层，与我的生活全然相悖，我们之间几乎无话可谈，没有任何共同爱好。
对我来说，重要的是自主选择的友谊，而非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——也就是米歇尔·福柯所说的“作为生活方式的友谊”。这类关系的维系，往往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同质性，尤其是文化同质性。
▲当代影响最大的法国学者之一米歇尔·福柯。资料图
04
“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教育制度本身”
南方周末：你说，“在写过一本关于羞耻的书之后，仍然无法克服它”。就你个人而言，这些年的分析、反思、自省之旅（无论思想上还是行动上的），对“上诉”起到了怎样具体的作用？
埃里蓬：人的自我会分裂为两种社会身份——一种从过去继承而来、始终存在于我们身上，另一种与当下关联——二者拉扯带来的内心张力，会随着时间慢慢减弱。人会愈发适应新的社会位置，与塑造人生的早年环境渐行渐远。
但消解羞耻是极其漫长的过程，严格来说，或许永远无法彻底完成。羞耻不是可以轻易抹去或遗忘的心理感受，它是一套持续包围我们、不断矮化个体的社会结构造成的影响。
羞耻感是我们对并非自身造成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内化。只有持续以社会学视角剖析自我和身处的世界，我们才能一点点挣脱这份桎梏。
我借用布尔迪厄的概念，把这个过程称作“自我分析”，或是“社会学自省”。我所有的著作都在践行这套方法。
我相信——事实上，我深知——这些书与其中的社会分析路径，帮助了无数人。
南方周末：你的生活方式与交际圈继承了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传统，你也毫不讳言深受福柯、布尔迪厄、萨特、波伏娃等前辈的影响。这些思想脉络对你逃离阶层和回归反思的历程起到了什么作用？
埃里蓬：高中时期，我住在兰斯郊区的工人阶级安置房，在狭小的卧室里读波伏娃的回忆录。我梦想着她描述的智性世界：咖啡馆、餐厅里持续的文学与政治讨论，充盈思想与辩论的生活。
那个世界令我心驰神往，却又遥不可及。我和一位好友会互称让-保罗和西蒙娜，效仿萨特与波伏娃。这就是我在想象中逃离工人阶级郊区、憧憬另一种人生的方式——尽管彼时我清楚，这份向往仅仅是空想。
后来，因为一系列机缘巧合和自身选择，我来到巴黎，慢慢地——非常慢，因为花了许多年——我离少年时代的梦想更近了。
我始终痴迷法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范式。早年为报刊撰写书评、采访学者时，我深受自己崇拜的思想家启发。之后我撰写了福柯的传记，再往后陆续出书，逐步发展出自己的思想。
父亲离世后，我调动多年积累的全部文学素材与理论资源，完成这场“回归”故里的思考：回溯我的过往、家庭生活、社会环境，换句话说，从个体与集体的双重维度，书写亲身经历的阶级史。
南方周末：你进入知识分子圈层的路径并不寻常——并非沿着读博士、进入高校的常规学术轨道，而是先成为文化记者，后来才转向学术研究。如今在大多数国家，阶层流动的通道日益收窄，教育几乎成了唯一被认可的跨越阶层途径，而这条路普遍被优绩主义的逻辑主导。你如何看待优绩主义和教育对阶层流动的作用？
埃里蓬：我当年攻读了哲学博士，但最终没能完成学位论文，只因囊中羞涩。父母无力为我提供经济支持。我拼尽全力，可是缺少经济资源，所有努力都走进了死胡同。我不得不放弃学术事业必需的学历资格，去找工作。
改变人生的机遇偶然降临：我认识一位巴黎的报社记者，她引荐我为报纸写书评。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，我结识了布尔迪厄、福柯等顶尖思想家，与他们成为挚友。
我就这样绕开了因家境、出身导致的学术失败，但我的经历充满了巨大的偶然与运气。
这正是我不认同优绩主义的原因。
南方周末：想必你时常听到一种反驳：你本人已成功跨越阶层，并且掌握了思想工具和社会地位，使你摆脱贫穷等社会结构的束缚。对于那些没能成功的人来说，他们可以如何“上诉”？
埃里蓬：时常有人说，我的人生轨迹推翻了我的理论分析，但我持相反观点。我试图阐明的是，在何种条件下，极少数人才能够挣脱阶级再生产的逻辑、打破阶层决定论。
这类少数特例无法推翻普遍规则，更不能否认工人阶级子女被教育体系排斥、被分流至底层路径的统计事实。恰恰相反，特例反而印证了这套体系的固化。
优绩主义是一套虚假神话，是具有误导性的意识形态，它将成败责任全部归于个体，而不是作为社会机构的教育制度。
在法国，如果统计一下顶尖名校、高等学府录取学生的家庭背景，会发现绝大多数出身资产阶级，工人、农民子女寥寥无几。通往优质资源的教育路径，以及对应的高端职业，实际上对底层群体是关闭的。
但这套体系不断灌输一种观念：成功者靠的是自身的努力与天赋。可现实是，他们的成功依托与生俱来的经济、文化资本，也就是社会阶层赋予的先天优势。
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教育制度本身，它不该再成为排挤工人阶级子女、将其分流至低机会路径的筛选机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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